許燕吉
  那天中午,大家圍在桌前吃飯,忽然一聲巨響,天也黑了,還有暴雨似的嘩嘩聲。媽媽一躍而起奔去開樓梯間的門。門開了,天也亮了,聲音也沒了。大家正驚愣著,袁媽跑到飯廳來,看見大小都完好無損,才哆嗦著嘴唇說是炮彈掉院子里了。大家跑到旁邊一看,那空閑地基邊上有一堆土,滿院子都是石頭泥塊,還有黑的彈片,方纔一黑原來是土塊迸射遮的。大家都連聲說“好險”“萬幸”。袁媽說她正在窗前念經,看見一個大黑球過來削斷了一排棕櫚樹,改了方向順著那小坡滾下,院子火光一閃,轟的一下,把她震得退了幾步,這都是天主保佑的。媽媽倒沒說感謝天主,只說若是掉到房上,正好大家在一塊兒,都炸死也就算了,要是炸殘廢了,或者剩下幾個,就難活了。當天下午,她就到胡惠德醫院去租了一間從上往下數第三層的小病房——開戰後,病人差不多都走光了,空房間多得很。這樣,大家不用再擠在樓梯下,打炮時就去小房間的床上“排排坐”,晚上不打炮就回家睡覺。胡惠德醫生的家就在醫院旁邊,他家也到醫院里避彈。胡醫生的小兒子比我小一點兒。他帶著我們兄妹在醫院里玩,從頂樓跑到底層,再從另一邊樓梯跑上去。醫院樓層多,過道拐來拐去,我們在裡面捉迷藏澎湖民宿就像入了迷魂陣,開心之至,以前對醫院的緊張感全煙消雲散了。
  有一個傍晚,我和哥哥在醫院門廳玩,看見有汽車開過。本來這條路是不准走汽車的,我們便到路邊去看,一下看見了我學校的秘書、英國人白倫斯女士,開著一輛貨車往坡下走。我們離開學校好些日子了,看到老師特別高興,不由得歡呼雀躍。老師也看見我們,笑著跟我們招手,慢慢地開了過去。我目送著,當車的尾部展現在我的眼前時,我就像胸口挨了致人眩暈的一擊——後面是兩條被齊齊炸斷的腿!人躺在車廂里看不見,這兩個截面,白的骨頭,紅的肉,太嚇人了。我的感官和心靈都還沒有承受過這麼大的刺激,也沒有這種準備。我忍著哭,好像也不是要哭,胸口壓著,呼吸都困難起來。一連好些日子,這可怕的畫面老在我眼前,覺也睡不好,吃也沒胃口。炮彈掉在院子里只是驚了一下,隨網站優化後就慶幸開心起來,而這兩條斷腿的印象竟糾纏了我數十年。有一天,我家那隻黑白花的小狗多利像往常一樣被放出去撒歡,可到傍晚還沒有回來。哥哥扒在窗前盯著院子大門,嗚嗚地哭得怪可憐。我也喜歡多利,可我不抱什麼希望,它肯定是被人捉去吃了。炮火連天,人還死呢,何況狗乎!這大概是哥哥在戰爭中最傷心的事了。
  開戰十幾天了,日本的炮越打越近,彈丸之地的香港島估計堅持不了多久。一天在飯桌上,陳八叔說:“日本人來了,我就當順民。”哥哥忽地一下拍案而起,直瞪著眼睛沖他大喊:“你這是想當亡國奴,沒準兒還要當漢姦呢!”在我家,沖長輩大聲嚷嚷屬於“沒樣子”,是絕對不許可的。陳八叔反倒哈哈大笑說:“看把小苓氣得,真是愛國!”也不知他是表揚我哥哥,還是在揶揄他。袁媽把哥哥拽走算完事。可是日本人來後,“亡國奴”就不是誰想當或不想當的事情了。香港史稱“黑色聖誕”的1941年12月25日晚,港英政府掛白旗投降日軍了。第二天早上人們才知道。我下坡去接水,看見路上丟了好幾件巡邏隊的制服,還有防毒面具。我看面具好玩兒,拾了一個,被劉媽隨即扔掉,說日本人看見要殺頭的。怪不得都扔在路上了。炮是不msata響了,但山下市區時有槍聲,也不知是誰打誰。有人來告訴媽媽防“爛仔”(地痞流氓)來搶,若來了就敲鍋盆,大家鄰裡互救。還算幸運,“爛仔”沒來,可日本人來搶了。日本人由兩個漢姦帶著,他拿著支大槍,站在門邊。兩個漢姦掏出個佈告樣的紙片給媽媽看,說是要“借”被子給“皇軍”,就徑直到卧室去拿。袁媽撲到被子上按住,說:“這個正蓋著的,不能拿。”他們又去拽另一床被,袁媽又撲上去按住。媽媽怕漢姦要打袁媽,趕快去把貝特蘭蓋的那床被拿來給他們。他們還要,又給了一床挺厚的俄國毛毯。他們還不走,又給了一床薄些的被子,才算不出聲了。走到樓梯口,媽媽追上去要漢姦寫個“借條”,漢姦倒是寫了。他們走後,媽媽把“借條”貼在大門外面。也許是起了作用,搶被子的沒再來,可搶房子的來了。  (原標題:我是落花生的女兒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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